我初见李少白老师的时候，常常惊异于他的年龄。因为他招我们的时候，也就五十来岁。反推回去,他和程季华、邢祖文合编完成《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时候也就三十来岁。也就是说他二十多岁就开始参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了，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我当时入学时，已经年过三十，而对电影的研究还刚刚入门。我在准备考研时，反复阅读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其史料之扎实、体例之规范、论述之深刻、工程之浩大，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堪称经典，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同年龄的人是其主要作者。所以对李老师始终心怀敬畏之心。后来在作为师生更密切的接触中，我还看到，李少白老师并不满足于他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而是不断学习、不断更新。

当时给电影所讲专业课的老师除了李少白和贾霁老师外，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和外国文艺研究所的邢祖文、郑雪来、俞虹老师等，北京电影学院的周传基、汪流、汪岁寒老师等。其中邢祖文老师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为人谦和，常露笑意，操一口上海普通话，对电影史料如数家珍；郑雪来老师讲当代电影美学思潮，思路活跃，富于论辩性，常常把当下的热点带入课堂；俞虹老师讲苏联电影和苏联蒙太奇理论，条理清晰、见解独到，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周传基老师给我们讲电影声音和长镜头，他的讲课秉承电影学院注重技术美学的传统，对电影元素的案例分析生动具体,热情洋溢、观点极端、极富感染力；汪流老师讲电影文学和剧作课,他对好莱坞和欧洲电影经典案例的分析精彩透彻,令人拍案叫绝,至今难忘；汪岁寒老师讲导演课,他从自己作为导演的创作经验出发,结合理论进行阐述,使我们对电影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还把我们带到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所在的朱辛庄校区，旁听了78级导演班(即后来的第五代导演)的毕业答辩。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不少78级导演班同学在答辩中都提到了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和《猎鹿人》。当时美国刚刚结束“越战”不久,这些关于美国“越战”题材影片对历史的反思态度看来给这些未来的中国电影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们执导后所拍的最初一些影片，如《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都一改浪漫、乐观的基调，而变得深沉、严峻。

我的导师贾霁老师当时身体不好,很少到研究生部和电影研究所来。我和鲍玉珩就每隔一段时间到他家去一趟,汇报学习情况，接受指导。我们学电影理论方向的学生还有一个刘牛，他入学不久后因故退学了。在我的印象里，贾霁老师是一个平静、和蔼的老人，话不多，他坐在面对窗子的写字桌前，让我们坐在边上的椅子上交谈。关于贾霁老师，我们当时只知道他是比李少白老师资格更老、行政级别更高的一个专家，但他比较沉默，也不和我们谈他的过去，在和我们的交流中更多是倾听、爱护和理解。很多年后我在研究中国电影批评史的时候才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初在电影批评界十分著名，还参加了电影《宋景诗》剧本的创作，在当年也是名动一时的人物。就其思想、文笔和才气而言，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此时更多是低调和沉默。不过他在和我们讨论专业和学术问题时，从来没有把自己个人的恩怨好恶掺杂进来，而是鼓励我们在思想上积极探索。记得1984年在大连召开中国第一届电影学年会，贾老师并没有参加筹备。当时我和鲍玉珩都给大会提交了论文并受到邀请,很想前去参加会议。一些人就劝我们，你们这样去老师会不高兴的。但是我们当时还年轻,想出去见世面的愿望很强烈，而且对于老一辈的历史恩怨毫不知情，所以不顾劝阻，还是向贾霁老师提出了参加会议的要求。我们本来以为贾霁老师会阻止，或不乐意，不置可否，没想到他没有怎么犹豫就同意了，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这次会议是我们学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一站。现在回想起来，贾霁老师作为一个经历丰富的过来人，可能此时对历史的恩怨已释然超脱，心怀的首先是对下一代的理解和关爱，是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郦苏元老师是我们电影理论方向研究生的班主任。他“文革”以前北大毕业，有很好的文科功底。他为人亲切随和，且和我们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关系十分密切，他经常喊我们到他的家里聊天，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并不一致。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运用了一些当时时髦的新概念，他看了不以为然，也不绕弯子，直率地表达了他的意见，让我当时心里一沉。他的治学以稳健扎实见长，这从他后来的《中国无声电影史》等一系列成果中可以看到。

三年的学习生活充实而丰富。在此期间，电影界先后发生了“电影和戏剧离婚”的讨论、电影语言现代化和长镜头理论的讨论、电影文学性的讨论、第五代导演的崛起等重要事件，这些都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当时确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电影和文学的关系，其中涉及视觉语言和电影本体论的研究、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比较研究、文学作品改编案例的研究、改编理论的研究等方面。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由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陈荒煤担任，答辩时间是1984年12月底，地点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室二层小楼的楼上（现已拆除）。记得在答辩中陈荒煤曾对我所阐述的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提出质疑。因为我的论文更强调两种艺术形式各自的特点，而陈荒煤则更强调它们的联系。他曾在电影文学性讨论中公开发表过他的观点。在答辩中，看得出陈荒煤并不完全赞成我的观点，但他也没有过多为难我。另外，钟大丰的论文是关于中国早期影戏电影的研究，张爱华的论文是费穆电影研究，王汉川的论文是电影史上的袁牧之的研究，鲍玉珩的论文是当代电影中的抒情结构研究。最后，所有论文都通过了答辩。

三年中，我学习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4年，文化部决定把电影研究所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分离出来，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合并，成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从此以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下增设中国当代电影、电影史、理论美学、外国电影四个研究室，以及研究生部和《当代电影》编辑部。电影学的硕士点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转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由于电影所内部人事原因，李少白老师没有去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贾霁老师则去了（后在1985年底去世，享年67岁）。我们在1985年初毕业。第一届电影学毕业的五个研究生，有三个留在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其中张爱华去了电影史研究室，鲍玉珩去了当代电影研究室，我去了理论美学研究室。另外，钟大丰去了北京电影学院，王汉川去了山东电影制片厂。

从1982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习算起，转眼已经四十余年了！回头来看,读研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李老师和贾霁老师作为电影系创始人，作为我进入电影学术的引路人，对我一生发展影响深远。李少白老师和他的团队在中国电影研究和教育上的开创性贡献，在学界和电影界获得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并将在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它应有的地位。